记者：雅虎已经开始与其他公司结盟，比如说和日本 Softbank成立日本雅虎，与Ziff-Davis合办杂志。你一开始就知道伙伴对公司的重要性吗？

    杨：我不知道是谁先想到合作对公司的策略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不可能事事躬亲，因为那是很费时的事情。而且我们相信网际网络发展的速度是任何一个企业很难独力追上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和其他公司集中资源共同开发，相信彼此都将会受惠而且加速各自公司的成长。这是必然的现象。我们目前有许多的企划案都必须找合作人一起来做。

    我们所寻求的合作关系，必须是对雅虎、结盟伙伴以及一般使用者都有利的，让大家都是赢家---如果情况不是如此，这样的合作关系就会窒碍难行。

    我们和许多媒体公司合作，包括电视公司和他们的地方结盟电视台。目前合作的分公司有二十家。我们并不想自己制作节目，也没有设备，更不想进入电视业。

    但是藉由合作关系---例如，每晚我们有一个叩应单元，让观众尽可以打电话来问我们诸如「我们在写一篇关于如何将树上的猫弄下来的故事，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所有相关的网站位址」一类问题，然后我们就提供相关资讯给他们。也许我们今日最大的资产就是经年发展的合作关系。

    记者：你是个技术人才，公司刚成立时又只有二十几岁，你曾有过任何企业管理方面的训练吗？

    杨：大卫和我本来都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我们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我们并不全然用做生意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比较像产品制作部门的人；我们会钻研如何制造出最棒的产品，而不会把精神花在谈生意上。

    但我在过去两年半中学到许多。事实上我们两人在过去两年半中所学的比我们一生中能够学到的还要多。一旦跳进这行业，你不是往下沉就是浮上来。我们两个都颇具竞争性，所以我们一定会力游求生，想尽法子浮出水面。

    我尤其喜欢和人接触，也从中学到许多，虽然我还不认为自己在做生意方面很行，但能因此和各界人士接触实在是种非常棒的经验。而当你对这样的事感兴趣时，你就会更想去接触它。

    记者：当你和比你年长许多的人谈生意时，会有压迫感吗？特别是在公司上市之后？

    杨：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是全新的事业。我们向人们求助，人们也相对地来向我们请教。所以我想一开始---从和投资者谈判、公司上市到合作结盟---我们自然难免紧张，有时也会感到有压迫感，但最后我们总是有信心把事情做好。

    记者：现在想了解一下你的性格。世人对你的关注、突然累积的财富，是否对你的生活有所改变？

    杨：大卫和我都没有改变。我们是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就开始经营雅虎。如果我们真的喜欢钱的话，早就可以在人们捧着钱财来找我们时就将雅虎脱手卖出了。我们白手起家，所以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我想正是基于这种心态，所以我们才可以放手去做。

    说实话，我每天只看盘一次，收盘时甚至连自己的持股总数都不清楚。现在这些对我都不重要。我才二十八岁---不缺钱，也不需要钱，我也不想付太多的税。

    我所有的财产都是纸上的，并且都在股票上。数目大得不像是真实的，但都无所谓，因为那些钱比我一辈子所需要的还多，我更不需要赚比这些钱还多的钱。

    大卫和我都是很节省的人，也比较趋于价值取向。我不主张浪费金钱也不喜欢做散财童子。我认为我们应该努力让自己过得好，同时也必须要能有所贡献。

    也许到四十岁时，我会厌倦这一切，找些不一样的事情来做。不过，目前我们现在的想法就像一般二十或叁十出头的人一样。

    记者：矽谷的政治意识似乎比过去浓厚。你认为这种现象是由新一代企业家，如你自己，所主导的吗？

    杨：矽谷向来都是只关心自身的利益。这也不是一件坏事---至少我认为这是正面的。但我认为矽谷制造的产品不仅影响全国，也影响全世界，程度之深之广使得许多人想要知道我们成功的因素，同时圈内的人也开始思考如何能够继续维持荣景。

    我想许多人会认为矽谷的人，应该已要开始着手解决许多诸如担保诉讼或侵犯隐私权等议题。而我们身在矽谷的人其实也有话要说，我们应该要让各界人士清楚我们的立场。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推动新意识的一员。本区新一代的成功企业家在身负公民义务的使命下，总是想为本区的成长尽一份力量，并致力扩大经济效益，但我并不喜欢「新一代企业家提高了政治意识」此类说法。

    我认为矽谷的前辈们已在首府为矽谷做了许多推广活动。所以我想这应该纯粹是媒体自找题材作文章罢了。而且我认为新政治意识与网络公司的兴起并不一定有必然的关连。应该是矽谷本身政治发展的自然现象。

    我想高尔副总统和克林顿总统之格外重视硒谷，也对硒谷所谓政治意识高涨的现象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换句话说，即使没有网际网络，这种现象还是存在的(当然如果没有网际网络，他们也许就不会那么重视矽谷了)，但我不认为纯粹是我们的因素。